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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开国57位上将中，谁是最晚被授予军衔的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有一个不小的故事。1955年，中央授予了55位上将军衔。接着在1956年，王建安补授了上将军衔，而在1958年，李聚奎才被补授上将军衔。李聚奎之所以比其他人晚了三年，其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1952年，军队在进行评级时，李聚奎被评定为副兵团级，而根据他在东北野战军担任后勤部部长的经历，本应评为正兵团级才对。之所以他被评为副兵团级，和他在战争年代的战绩以及某些特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李聚奎在所有上将中，资历排名非常靠前。

李聚奎于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，随后跟随彭德怀抵达井冈山，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他先是从红5军调任至新成立的红6军担任支队长，军长是黄公略。一个月后，红6军改为红3军，李聚奎便成为了红3军9师的师长。在长达数年的反围剿战斗中，红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整编和撤销，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时，红1军团被缩编为红1师、红2师，而李聚奎就担任了红1师的师长。

随着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，李聚奎指挥下的红1军团由三支精锐部队组成，他也因此立下赫赫战功。这三个团后来都成了战功显赫的部队，培养出了三位在军队中地位更高的将领，分别是杨得志、邓华和黄永胜。

杨得志曾是红1团团长，他的团是红1师的主力团，李聚奎一直对其非常器重，几乎可以说有些“偏袒”。在强渡大渡河时，杨得志率领红1团打开了北上通道，确保了红军主力的顺利渡河，这一举动极大地挽救了红军的危机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杨得志从团长一路晋升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、代旅长等职务，深处一线指挥。解放战争时，他赴晋察冀军区工作，担任纵队司令员等重要职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杨得志成为志愿军的第三任司令员，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并回国后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。

邓华则在红二团担任政委。相较于红1团，红二团的重视程度稍低，这在战争年代是普遍现象。无论是一营、一团还是一师，主力部队总是优先得到关注。邓华在担任团政委之后，调任至陕北，担任了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、红1师政委以及红2师政委等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被派往晋察冀军区，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、旅政委等职务。解放战争时，他赴东北参与战斗，担任纵队司令员、兵团司令员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邓华成为了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，后来接替彭德怀成为第二任志愿军司令员，掌管百万大军，最终也被评为正兵团级，授予上将军衔。然而，庐山会议后，邓华便逐渐离开了军队。

黄永胜作为红三军团的团长，虽然在军政双全的上将中不算最出色，但他却一直在革命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曾在晋察冀军区任职，1944年被派往陕甘宁，担任旅长，保卫延安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赴东北作战，担任纵队司令员、兵团副司令员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永胜担任兵团司令，评级为正兵团级并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68年，他晋升为总参谋长，名声一时如日中天。但随着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的发生，黄永胜的军旅生涯也随之结束。

相比这些部下，李聚奎的晋升显得有些缓慢。自1935年起，他便被派往红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，并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与参谋工作建立了深厚的联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担任了386旅参谋长，并在抗战后期被任命为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随即升任为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在冀热辽军区、西满军区担任参谋长等职务。1948年，李聚奎改行后勤工作，成为黄克诚的部下，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聚奎在评级时被提名为正兵团级。或许是因为他长期在参谋部工作，未能亲自参与大量的战斗任务，才被评为副兵团级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。1955年，石油部成立，他被推荐担任部长，因此错过了授军衔的机会。到了1958年，受大跃进的影响，许多单位出现浮夸风气，但李聚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这使得他在石油勘探工作中始终保持稳健。在此期间，他被调回军队，最终得到了补授上将军衔的机会。

李聚奎之后便一直在军队工作，直到八十年代才正式离休。